中国近代大事记
年，江西蝗灾，入秋后，南昌、南康、九江、袁州四府灾情加重。
年5月，石达开从天京出走。
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解往印度加尔各答。
太平军、捻军霍丘会师
咸丰七年（）二月，太平军与捻军会师于霍丘。捻军自起义以来，一直活跃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广大地区，成为太平天国北方屏障。咸丰七年春，太平天国合天侯李秀成通过其部下李昭寿，邀请捻军加入太平天国，得到捻军首领张乐行的赞同。二月二十三日，太平军李秀成部与捻军龚得树、苏天福等部在霍丘会师。从此，捻军开始蓄长发，接受太平天国领导，以太平军旗帜代替原来的五色旗，各部将领接受太平天国封号、印信。捻军首领张乐行受封为成天义，以后又先后被封为征北主将（咸丰十年前）、鼎天福（咸丰十一年前）、沃王（同治元年前）。两军联合以后，捻军势力更为壮大，不仅在淮河流域牵制了部分清军主力，减轻了天京的压力，并且与太平军配合进行过多次重大战役，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统治，有力地支持了太平天国革命。但是，捻军参加太平天国是有条件的，即所谓“听封而不能听调用”。与太平军有事则联合作战，无事则各自行动，依然保持着某种独立状态。
英法联军攻占广州
咸丰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英法联攻占广州。先是，该年秋，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和法国全权大使葛罗分别率英、法侵略军至香港，组成五千六百多人的联军（其中法国一千人），封锁广州，双方正式进入战争状态。十月二十七日，额尔金、葛罗照会两广总督叶名琛，要求入城“修约”，“赔偿损失”，英军把守河南地区各炮台等，限令十日内答复。并扬言如不应允，即令水陆军兵进攻广州。面对侵略者的战争威胁，叶名琛不作任何应战准备。其部下要求调兵防守，并请求召集广州市民团练自卫，均遭叶拒绝。其时广州水师船只大部已被英军焚毁。叶名琛非但不予补充，反将水师兵勇裁撤；陆师原有万余人，亦被裁抑大半；各乡团练在叶名琛的禁止下也已纷纷解体。广州事实上已成为一座不设防城市。十一月十一日，额尔金与葛罗发出最后通牒，限二十四小时内答复，否则将于十三日晨开炮攻城。叶名琛急忙命人摆设沙盘，亲自扶乩，得吕洞宾语“十五日后便无事”，不由得喜出望外。因此，他既不与联军交涉，也不布置防守，一心只等吕祖的话应验。十三日，英法联军全数登陆，占据海珠炮台，开炮攻城。城内商店、民房相继着火，总督衙门亦遭炮击。
叶名琛此时方惊骇至极，逃到内城粤华书院躲避。次日城陷，巡抚柏贵、将军穆克德投降。数日后叶名琛被俘，解往香港。叶以为要将其送往英国，乃声言“欲面见其王以理论”。行前特意带足食品，表示耻食敌粟。后被拘于加尔各答，自称“海上苏武”，英王未见而食品告尽，乃绝食，不久去世。时人讥之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英法联军攻入广州后，烧杀抢劫，无恶不作，抢走布政使衙门库银二十二万七千两。又指派英国人巴夏礼、哈罗威和法国人修莱组成所谓“联军委员会”，扶持卖国贼柏贵等建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傀儡政权，开始了英、法侵略者在广州历时四年的军事统治。
天京事变
天京事变是年（清咸丰六年，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之间发生的一次公开的分裂。
定都天京以后，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之间嫌隙日生，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各自结成自己的势力集团，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东王杨秀清掌握大部分军政实权，其骄傲专横的作风扩大了他和洪秀全、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的矛盾。年，八九月间江南大营被打垮之后，杨秀清更逼天王洪秀全到东王府封其万岁。洪秀全密令韦昌辉和石达开回部对付杨秀清。
韦昌辉接令后立即率兵回天京，包围东王府，诛杀杨秀清及其眷属，在天京城内制造大屠杀，实行恐怖统治，并杀死杨秀清全家老小，石达开逃往安庆。韦昌辉的屠杀和暴虐统治激起了天京将士的愤怒，石达开也要求洪秀全惩办韦昌辉，洪秀全遂于11月初处死韦昌辉及其心腹多人。11月底，石达开回天京，洪秀全命他掌管政务，但是对其心存疑忌，加封自己兄弟为王，处处牵制石达开。年6月石达开率部出走，年5月陷入清军包围，全部被剿灭。
天京事变使太平军元气大伤，并丧失了乘胜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是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一、历史背景
年，天王洪秀全在“永安建制”时，命其他四王归东王杨秀清节制。自从南王冯云山及西王萧朝贵相继战死后，权力更加集中在东王一人身上。在太平天国前期，实权由军师掌握，天王虽然地位在各王之上，然而在制度上是一个虚君，实际权力在正军师东王杨秀清手上，加上东王多次假托“天父下凡”传令，令天王也要听从东王命令。
在定都天京后，东王与其他诸王的关系日趋紧张。北王曾因下属犯错而被东王下令杖打，北王的亲戚因为跟东王的亲戚发生财产争执而激怒东王，东王叫北王议罪，北王就说把那人五马分尸。翼王石达开的岳父黄玉昆因公事开罪东王，被杖刑三百，革去爵位及降职，同一事件亦令燕王秦日纲及另一高官陈承瑢被东王杖刑。即使是天王，也多次被假装“天父下凡”的东王以杖刑威吓。由于东王权大，众人往往敢怒而不敢言。
二、事件起因
年6月，太平军攻破清军向荣的江南大营，解天京三年之围。向荣在8月9日死后，其死讯不久便传入天京。
过了不久，东王称“天父下凡”，召天王洪秀全到东王府。“天父上身”的东王对天王说：“你与东王皆为我子，东王有咁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秀全说“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天父”又问“东世子岂止千岁？”洪说“东王既称万岁，世子亦当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天父”大喜说“我回天矣。”
北王韦昌辉在这时请求天王诛杀东王，天王不肯。东王以西线紧急为由，调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赴前线督师，只剩下天王和东王留在天京。
三、事件经过
陈承瑢后来向天王告密，谓东王有弑君篡位之企图，天王密诏北王、翼王及燕王铲除东王。9月4日，北王韦昌辉率三千精兵赶回天京，当夜在城外与燕王秦日纲会合，陈承瑢开城门接应。众军在凌晨突袭东王府，东王被杀，东王府内数千男女被杀尽。其后北王以搜捕“东党”为名，大杀异己。众多东王部属在弃械后被杀，平民也不能幸免，随后血洗南京城，约2万余人被屠杀。
翼王石达开十余日后到天京，进城会晤北王韦昌辉，责备滥杀之事，不欢而散，连夜匆忙缒城逃出城外。北王未能捉拿翼王，尽杀其家属及王府部属。翼王从安庆起兵讨伐北王，求天王杀北王以谢天下。此时在天京以外的太平军大多支持翼王，北王在势急下攻打天王府，但最终败于效忠天王的将士及东王余众，最终北王韦昌辉于11月2日被杀，其首级被函送安徽石达开营中验收，燕王秦日纲及陈承瑢不久亦被处死，天京事变告一段落。
后来天王撤销了杨秀清的图谋篡位罪名，将杨之死忌定为“东王升天节”。
四、事件影响
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内人心开始涣散，军事形势逆转，清军陆续在各战场得胜，太平天国的控制区大为缩小，即使后来太平军攻下江浙一带，形势上一直处于下风。
北王韦昌辉死后，翼王石达开执政，天王洪秀全开始重用其兄弟以牵制石达开，激石达开在年带领大军出走，更令太平天国雪上加霜。
太平天国初期由军师主政的政制，在天京事变及翼王出走后已名存实亡。后期的太平天国，天王虽然掌握了实权，然而当时的政府架构颇为混乱，加速了太平天国的灭亡。
在天京事变中，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先后被杀，翼王石达开出走败亡。天京事变严重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领导和军事力量，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天京事变并未损伤太平天国的实力，主要表现在军事力量上。但是，精神和思想层面的损失才是最严重的，天京事变的恶果不是军事兵力的锐减和战斗力的下降，也不是土地的丧失，而是神话宗教体系的崩溃。
五、历史评价
柳亚子《题太平天国战史》：“楚歌声里霸图空，血染胡天烂漫红。煮豆燃萁谁管得，莫将成败论英雄。”其中“煮豆燃萁”是指天京事变。
六、历史争议
史学界关于天京内讧的起因有逼封万岁说（包括无诏擅杀说）、告密说（包括陷害说）、索取伪印说（包括索取金玺）、加封万岁说（包括故意加封说）、自居万岁说五种说法，除了传统的“逼封万岁说”外，“密告说”是另一个受到不少史学家支持的说法。
“告密”说的支持者认为，“逼封万岁”说依据的史料主要是各种私人笔记，其原始叙述无不错谬百出，大乖情理，更像以讹传讹的市井传闻，政治谣言，而“告密说”在太平天国文书，清方文书、外国人的记载中都能找到根据，更为合理。对于韦昌辉诛杀杨秀清一事是否经过密议，洪秀全是否向诸王颁发诛杨密诏，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但从诛杨一事事发突然且进展顺利来看，诛杀杨秀清是经过周密的策划和分工的，洪秀全在事前也绝不会不知道此事。因此诛杀杨秀清，至少是经过洪秀全默许的。
当时（距离天京内讧不到一年）有两个外国人所写的通讯都认为天京内讧是由“告密”所引起的。布列治门发表在年l月3日《华北先驱周报》上的一篇通讯中说“先是杨秀清有一心腹部将为其亲信，不知何故，向洪秀全告密，洪立即召其心腹盟弟北王韦昌辉回兵勤王，一以保护其自己生命，次则以诛灭谋篡位者。”
“缘那大僭窃音（指杨秀清自年起即自称得上帝附体，因之而成为全军的实际元首，却被阴谋所算而被杀。人皆相信彼有奸谋欲弑天王而夺其位，他却被一同盟的高级人员所卖。对天王告密。而自告奋勇愿负扫除奸党之责。洪秀全于昏聩闭之中忽然醒悟。立即传谕召出征安徽之北王韦昌辉及方奔丹阳之顶天侯。或并有其他首领回京。”
支持告密说的史学家认为，“告密”说与“逼封万岁”说是完全对立的。如果杨秀清确已当面逼迫洪秀全封其为“万岁,则篡位意图已经公开暴露，还有什么更甚于此之”密“可”告？“既然有人告密,说明杨秀清是在秘密活动，并没有公开逼封万岁”。麦高文的通讯中还指出了告密者是太平天国领导人物中的第八位。从洪秀全算起，第八位应是胡以晃。但胡以晃在内讧之前早已病死，如果排除已死的人不算，则第八位应是朝内官领袖佐天侯陈承熔。
“告密说”在清方文书中也可以找到根据。据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德兴阿秦报：洪秀全在杀韦昌辉之后，又于十一月初一日将燕王秦日纲与佐天侯陈承熔同时处死。太平天国官方公开处死这三个人，显然与追究内讧责任有关。韦昌辉、秦日纲是袭杀杨秀清并大杀其部属二万余人的罪魁祸首，陈承镕则可能是犯了“告密”不实的陷害罪而被处死，此外就很难找出公开处死他的任何原因。
与外国人的记载、清方记载相比，太平天国本身的正式文书更能说明问题。洪秀全在《踢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记》中明确指出杨秀清之死是“遭陷害”的。这与“告密”说正好互相对应：“告密”者告密不实，被“告密”者就会遭陷害“。诏中说：
“爷遣东王来赎病，眼蒙耳聋口无声，受了无尽的辛战，妖损破颈跌横。爷爷预先降圣旨，师由外出苦难清，期至朝观遭陷害，爷爷圣旨总成行。”
在说明杨秀清遭受陷害之后不久，太平天国政府公开为之平反昭雪，定杨秀清被杀之日为东王升节扎，简称东升节。洪秀全在《天历六节并命官富作月令诏》中说，“天历三重识东王，降托东王是父皇，爷前下凡空中讲，爷今圣旨降托杨。七月念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些王，谢爷降托赎病主，乃埋世人转天堂。”
虽然人死不能复生，但是平反与不平反还是大不相同的。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熔均系因罪被诛，爵除，家属成为罪人家属。而杨秀清则公开平反，追念前功。以洪秀全第五子袭爵、称幼东王。定其忌日为东王升天节，成为天国六节之一。如果真有“逼封万岁”一事，则叛迹已显，大逆不道，岂可如此险重平反！只有他确实遭到陷害，并无“逼封万岁”劣迹，才能得到这样的身后殊荣。
七、洪杨新论
（一）洪秀全本只是个纯粹的“精神领袖”
天国亡于洪秀全。但追溯起来，洪并不是天国的创造者。《李秀成自述》里说：“南王冯云山在家读书，其人才干明白，前六人之中，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换言之，“开国者”，冯云山也。
年，冯云山囊空如洗进入紫荆山，三年后，当地信徒已达0余人。期间，被冯云山终日念叨的“教主”洪秀全，始终神龙见首不见尾。直到金田起事前夕，洪一直都未曾在教众面前露面。李秀成说“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实为天国高层共识。长期以来，洪只是一尊宗教偶像。
起事后，战争成为太平军日常事务。军事领袖地位上升，宗教领袖地位下降，是必然之事。来自广东的洪秀全和冯云山不得不在领导班子排序上向广西本土实力派杨秀清和萧朝贵们妥协。结果是：教主洪秀全仍居一把手，冯云山则由二把手退居四把手，杨秀清、萧朝贵分别上升为二、三把手。但一把手洪秀全实际上从未掌握实权，杨秀清总揽了军政大权。日后出师北伐，檄文《奉天讨胡檄》上，居然也只用了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名义，见不到洪秀全的名字。换言之，洪只是“虚君”。
但是，洪秀全并不甘心只做“精神领袖”；杨秀清们也不可能让洪真的拥有“精神领袖”的实质号召力。冲突，于是不可避免。
（二）杨秀清与洪秀全之间的意识形态路线斗争
金田起事之后，冯云山承认了杨秀清搞的天父下凡的把戏——杨在年春以“上帝附体”方式发言，从此取得了天父代言人的地位，平时位次洪秀全，但当“天父附体”时则超越洪秀全，所说的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杨的把戏同样是实用性的，与宗教无关。
实用派、实力派宗教领袖冯云山的过早战死，改变了太平军中教权与军权之间的比重——
偶像派宗教领袖洪秀全在失去冯云山的支持之后，面对军事领袖杨秀清和萧朝贵一而再再而三的“天父下凡”把戏，毫无还手之力，发展至极端，杨秀清甚至敢借“天父下凡”当众打洪秀全的屁股。
杨、萧等人实无真的宗教信仰，当年冯云山运动他们入伙，即丝毫不曾提及宗教。因此，太平军内部，在宗教领袖洪秀全和军事领袖杨秀清等人之间出现路线之争，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一路线之争的明朗化，最早可以追溯到年太平军攻克武昌。进入武昌后，杨秀清曾去拜谒了当地的孔庙。这显然会让高呼“打倒孔妖”的宗教领袖洪秀全相当尴尬。由此，也就开启了杨秀清所主导的儒家路线与洪秀全所主导的上帝教路线之争。
这场意识形态路线之争，其实是世俗权力之争的延伸。缺失了军政事务决策权的洪秀全，自起事之后，便只能将精力转注于宗教领域。作为精神领袖，操纵意识形态是洪秀全对付杨秀清最后的杀手锏。故而，他领导下的删书衙，对当时主流文化儒家学说大加挞伐，对其他宗教甚至民间宗教也严厉打击。
洪的这些过激行为，在天国底层民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其严厉的排他性，更给总理政务的杨秀清，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阻力。杨的反弹方式是借“天父附体”斥责洪秀全。年5月，洪秀全禁绝儒学焚烧古书刚刚拉开大幕，杨秀清就借“天父附体”传达指示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以及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事尚非妖话，未便一概全废。”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出自《中庸》，“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出自《论语》。杨秀清认为这些话不是妖言，不宜全部废除，实际上是敲打洪秀全，对其意识形态工作表示不满。
但洪秀全无视了“天父”的旨意，一意孤行，禁绝儒学和焚烧古书的运动愈演愈烈。年正月二十七日傍晚，杨秀清“天父附体”传达旨意的语气变得强硬起来，明确指示：“千古英雄不得除，流传全仗笥中书”；“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真心忠正的臣僚传述总要留下”。杨秀清显然已经相当愤怒，几个小时后，“天父”再度下凡，勒令洪秀全必须停止他疯狂的意识形态运动。杨的威吓起到了预想中的震慑效果，此后，再未见洪秀全有大规模焚书的记载，而是代之以删改四书五经的妥协政策。
斗争并未终结。具体的过程不再重要，结局是：年，洪秀全策划“天京事变”，血洗了杨秀清和他的东王府势力。这位天国“精神领袖”，终于心满意足地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政教合一”。但正如杨秀清所评价的那样，洪教主的平庸和短视是致命的——
辜鸿铭
辜鸿铭（.7.18-.4.30），字汤生，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字Tomson。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
辜鸿铭（年7月18日—年4月30日），名汤生，字鸿铭，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字Tomson。祖籍福建省惠安县，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西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一、人物生平
年7月18日，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年，14岁的辜鸿铭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回到英国，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赏识。
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此时，辜鸿铭获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会操九种语言。他在德国人举办纪念俾斯麦百年诞辰会上所作的即席演讲，博得一片喝彩。他还会用拉丁文作诗。民初上海愚园路廊壁上镶嵌的拉丁文的诗，系辜鸿铭手笔。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一书中曾提及辜鸿铭。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年，辜鸿铭结束自己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
年，遇到马建忠并与其倾谈三日，思想发生重大改变，随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学习中国文化。
年，开始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
年，辜鸿铭前往中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张之洞实施新政、编练新军，也很重视高等教育。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年，俄皇储来华，赠其镂皇冠金表。
年11月29日，在辜鸿铭鼎力谋划并拟稿，再呈张之洞审定，于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以《设立自强学堂片》上奏光绪皇帝，筹建由国人自力建设、自主管理的高等学府——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得到钦准。自强学堂正式成立后，蔡锡勇受命担任总办（校长），辜鸿铭任方言教习，成为自强学堂一代名师。
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晤访。
年，清廷曾以“游学专门”名誉赐他为“文科进士”。
年，辜鸿铭任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
从至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
年，与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书信往来。
年，宣统即位，辜任外交部侍郎。
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
年，他辞去外交部职务，赴上海任南洋公学监督。
年，辛亥革命后，辜辞去公职。
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国文学。《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年，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提出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用人主张，创中国大学昙花一现的鼎盛时代。辜鸿铭被邀请教授英国文学。
年，英国作家毛姆来访。
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访。
年，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辜鸿铭也紧随辞职。不久，经人推荐到一家日本人办的英文报馆当总编。
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三年，其间曾赴台湾讲学，由台湾远亲鹿港辜家的创始人辜显荣招待。4月23日，印度诗哲泰戈尔访华，辜鸿铭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熊希龄、蒋梦麟等前往北京前门车站迎接。同年，见溥仪。
年，辜鸿铭从日本回到故国。不久妻子淑姑去世。日本人推荐他做新组建的“安国军政府”大帅张作霖的顾问。张作霖对这位穿前清服饰，留小辫的老古董很奇怪，直截了当地问：“你能做什么事？”辜鸿铭怔怔地看着这位大帅，丝毫也找不到当年张之洞总督那待人如宾的影子，乃拂袖而去。
年4月底，奉系军阀张宗昌内定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辜鸿铭也有意前往执掌。但染了感冒，请了法国医生来看，不见好转。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二、主要成就
（一）个人著述
辜鸿铭的仕途生涯不足一谈，他一生事迹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在于沟通中西文化并诉诸于翻译事业。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孔孟哲学，精神道义，他勤于写作。辜氏一生著述颇丰，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写成，其目的即在于使西方人了解，并通过了解进而尊重中国文化。
1、英文专著
1．PapersfromaViceroysYamen:AChinesePleafortheCauseofGoodGovernmentandTrueCivilization.封面上有赵凤昌亲笔手书的中文书名《尊王篇》。该书于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鸿铭自和义和团运动以来，陆陆续续发表于《日本邮报》等报刊上的系列英文政论文章结集而成的合集。该书出版后，欧洲人争相购买传阅，当时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史稿》本传中说：“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2．ETnunc，reges，intelligite!TheMoralCauseoftheRussia-JapaneseWar（《当今，皇上们，请深思！日俄战道德原因》），它从年12月10日起在《日本邮报》上连续发表，年结集于上海刊行。主要讨论日俄战争在道义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问题，并批评俄日双方的政策。
3．TheStoryofaChineseOxfordMovement（《中国牛津运动故事》），是辜鸿铭为纪念张之洞而作，年首次在上海出版。书中他将张之洞比作英国19世纪的红衣主教纽曼（CardinatNewman），把张之洞领导的维护中国纲常名教的清流运动和纽曼在英格兰教会攻击自由主义的牛津运动作了对比研究，指出张之洞的清流运动和纽曼的牛津运动都是反对和攻击同一个敌人——现代欧洲高度物质文明的破坏力量。
4．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这是辜鸿铭向西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该书年在北京首次出版，并很快由德国学者奥斯卡·A·H·施密茨（Oscar.A.H.Schmitz）译成德文，一时轰动西方。书中力阐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中国文明的价值，鼓吹中国文化救西论。全书分为绪言、导论、正文和附录四个部分。
此外，辜鸿铭还常在英文报刊上发表文章，《字林西报》（又名《华北日报》，NorthChinaDailyNews）、《日本邮报》（JapanWeeklyMail）、《北京日报》（BeijingDailyNews）、《密勒氏远东评论》（MillardsReviewoftheFarEast）、《华北正报》（NorthChinaStandard）、《泰晤士报》（TheTimes）等英文报刊都是他批判西方，阐扬“周孔之道”的阵地。
辜鸿铭的文章发表之后，西方人既惊讶又非常佩服，德国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为了让更多的国人了解这位东方圣哲的思想和学说，他们把辜鸿铭的文章分别译成德文和日文。年，在德国莱比锡出版了由奈尔逊教授翻译的辜鸿铭论文集VoxClamantis（《呐喊》，又名《哀诉之音》）。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Wilhelm）则编译了辜鸿铭文集《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论文集》，该书主体为《中国牛津运动》。辜鸿铭在日本讲演的论文由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集结成《辜鸿铭讲演集》于年在日本刊行。年日本人萨摩雄次在日本编译出版了《辜鸿铭论集》，主要篇目是从《辜鸿铭讲演集》和《中国人的精神》中选译出来的。
2、翻译作品
作为翻译家，辜鸿铭的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中国经典古籍《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书英译中最享盛誉；另一方面是将外国诗歌等翻译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汉骑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成为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驱。
中国四书五经的翻译最早始于明末清初。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和汉学家把《诗经》《易经》《论语》《老子》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欧美，有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等译本。要把中国古代经籍译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时精通对译的两种语言，能够透彻理会两国文化，并非一般人所能担任。而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大多数只是粗通汉语，因此翻译出来的作品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有的甚至是积字成句、积字成篇，根本无法从整体上体现中国文化的精奥之处。
到了近代，翻译孔孟著作最出名的要属理雅各（JamesLegge）。理雅各是个有名的汉学家，汉语造诣很高。在王韬的协助下，他把中国“十三经”中的十部经书译成英文，统称为《中国经典》（TheChineseClassics），在西方享有很高的声誉，至今被许多西方人视为标准译本。但由于英汉两国语言、文化、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理雅各的翻译虽较之以前的译著相对准确，仍不免有误解曲解、死译硬译、断章取义的现象。
辜鸿铭早在年发表的《中国学》一文中就指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工作不过是应时之需，虽然数量惊人，但并不都令人满意。辜鸿铭认为正是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歪曲了儒家经典的原义，糟蹋了中国文化，并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为了消除这些偏见，他决定自己翻译儒家经典。年辜鸿铭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译著《论语》（TheDiscoursesandSayingsofConfucius:ANewSpecialTranslation，IllustratedwithQuotationsfromGoetheandOtherWriters），年又推出了第二本译著《中庸》（TheUniversalOrderorConductofLife），后来他又翻译了《大学》（HigherEducation），但是没有正式出版发行。他在《论语》译序中声称：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反思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
辜鸿铭翻译儒经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意译法，即采用“动态对等”的方法，使译文在表达思想方面起到与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与译文之间字栉句比的机械性转换。在《论语》译序中，他就明确指出他的翻译目的是“让普通英语读者能看懂这本给了中国人智力和道德风貌的中文小册子”，因此他努力“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谈话方式，就像有教养的英国人在表达与这些中国俊杰同样的思想时一样。”在《中庸》译序中，他进一步阐明他的翻译观点：“彻底掌握其中之意义，不仅译出原作的文字，还要再现原作的风格。”辜鸿铭在具体的翻译工作中，确实努力实践着这一翻译宗旨。
辜鸿铭再现原作风格的努力还体现在以诗译诗，即把《论语》《中庸》等中出现的诗歌片段同样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辜氏精通中英文，所以译得颇为成功。
辜鸿铭翻译儒家书籍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引用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这在儒经翻译史上还是第一次。辜鸿铭在《论语》译序中解释了其用意：“为了让读者彻底理解书中思想的含义，我们引用了欧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话，作为注释。通过唤起业已熟悉的思路，这些注释或许可以吸引那些了解这些作家的读者。”近代中国于西方的文化交流虽然是双向的，但“西学东渐”的势力始终要比“东学西渐”强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对东学进行选择时总是带着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视态度，因此，与东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这种情况下，辜氏的儒经注释法对于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文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除了引用欧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还在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如将颜回比作圣·约翰，子路比作圣·彼得，尧比作亚伯拉罕等。对于夏朝这样一个时间概念，辜鸿铭作了这样的比拟：夏朝之于孔子时代的人就如希腊历史之于现代欧洲人。这样的比较未必恰当，但却有助于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经典的内容。
辜鸿铭所译的《论语》、《中庸》等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本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儒经西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由于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他的译作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
辜鸿铭译经最大的缺点在于过分意译。其表现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随意增添许多原文没有的内容。对于辜鸿铭英译儒经，曾存在过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是赞美推崇，一种是否定批评。持前一种观点的以林语堂为代表。林语堂在《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一书中这样评价道：“他（辜鸿铭）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有关儒家书籍的翻译，得力于他对原作的深切了解。”持否定态度的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王国维曾认真研读过辜氏翻译的《中庸》，并著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指陈其中大小弊病若干条，认为辜鸿铭的翻译尝试乃一大失败。
不管人们对辜鸿铭译经活动的评价如何，但他对中华文化的阐释宣扬功不可没。他所译的《论语》，流传甚广；所译的《中庸》曾被收入在《东方智慧丛书》中。辜鸿铭也因此在西方声名大噪。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性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学贯中西
辜鸿铭学贯中西。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用英语讲演《春秋大义》，不但要售票，而且票价要高于“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梅兰芳的戏票价格为一元二角，而辜鸿铭的讲演票则开价两元，却还很叫座。足见他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辜鸿铭的学问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辜鸿铭的装束也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回国之后，乃至当幕僚期间都是西装革履，后来便是长袍马褂，头顶瓜皮小帽，足蹬双梁布鞋，脑后拖着一条黄毛小辫，而且进入民国之后，他也衣冠不异昔时。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描写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
辜鸿铭推崇儒家学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辩，处处体现着他的机智与幽默。“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要找机会发泄”。有一次，他在椿树胡同的家中宴请欧美友人，局促而简陋的小院已够寒酸，照明用的还是煤油灯，昏暗而又烟气呛鼻，而且，这帮欧美友人也不清楚“晋安寄庐”的真实含义。于是，就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知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工夫。”辜鸿铭的一番高论，还真把他的欧美友人给唬住了。
（三）推崇国学
精通西学的辜鸿铭，在潜心精研国学后，有了一个比较，就此产生了一个持守终生的定见。他以为儒家学说之仁义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强食竞争中出现的冷酷与毁灭；他相信，正被国人摒弃的传统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学即是这个文化精髓所在。故他不仅自己顶礼膜拜，更不遗余力推向世界，以为肩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他以英文发表的《中国学》，几乎就是一篇国学宣言。此后他所著述的《中国札记》《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等，所翻译的“四书”中的三书《论语》《中庸》《大学》等中国传统典籍，卖力向世界传播儒家学说，鼓吹东方文化，在西方引起极大反响。应该说在此之前，还没谁更系统、完整、准确地向域外有意识地传输国学典籍。
（四）春秋大义
辜鸿铭精通英、德、法等近十国文字，尤其擅长英文写作，被孙中山、林语堂推为中国第一。
年，辜鸿铭在北京出版了《中国人的精神》（SpiritofChinesePeople）一书，汉语题名“春秋大义”。不久即被译成德、法、日等多种文字出版，一时轰动东西洋，在德国甚至掀起了持续十几年的“辜鸿铭热”。《中国人的精神》是辜鸿铭最有影响的英文代表作品，全书系由作者年发表于英文报纸《中国评论》、以“中国人的精神”为核心的系列论文结集而成。面对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欺凌和对中国文化的歧视，辜鸿铭论述的主旨就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恒价值。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deep，broadandsimple）”，此外还有“灵敏（delicacy）”。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gentle，温文尔雅），“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
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种心灵的生活”，因此，“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不如说它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一个“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民族。这个“像孩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民族，对于抽象的、刻板的科学技术当然是没有兴趣的。辜鸿铭以此回应和解释西方人关于中国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套话：“中国人缺乏精确性”。他形象地说：“中国的毛笔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精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在辜鸿铭看来，不屑于精确的中国人，其“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有机地融为一体，达到了“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这就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永葆青春的秘密”。他引用“最具中国味道的英国诗人华滋华斯”的长诗《丁登寺》，展现出中国人心灵与理智完美结合而产生的那种“安详恬静、如沐天恩的心境”。正是这种心灵状态和精神境界，赋予了中国人那种“难以言状的温良”。
“真正的中国人”的温良，在“真正的中国妇女”或“理想妇女”身上得到了尤为充分、完满的体现。中国男人的“温文尔雅”，在中国妇女那儿变成了“神圣的、奇特的温柔”。辜鸿铭承认，在其它国家和民族的理想妇女身上也存在着这种温柔，比如基督教的圣母马利亚，但是与中国的观音菩萨相比，中国的理想女性要在“轻松快活而又殷勤有礼”方面更胜一筹。他认为《诗经》中的《关雎》一诗描绘出了中国理想女性的三个本质特征，即“悠闲恬静之爱，羞涩或腼腆以及‘debonair’一词所表达的那种无法言状的优雅和妩媚，最后是纯洁或贞洁”。谈及中国女性，中国人纳妾的问题自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辜鸿铭将这种现象的“合理存在”归因于中国妇女的“无我教”，或曰“淑女或贤妻之道”：“正是中国妇女的那种无私无我，使得纳妾在中国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并非不道德。”这显然是一种狡辩，不过这种狡辩也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中国妇女幽美而贤淑的理想形象。
中国男人和女人为什么会具有上述精神特征？辜鸿铭认为，这是中国的“良民宗教”长期教化的结果。所谓“良民宗教”，即指孔孟之道，其“精华”是义与礼，“特别是礼，更为中国文明的精髓”。辜鸿铭比较了中国与欧洲宗教教义之不同：“欧洲宗教要人们‘做一个好人’，中国的宗教则要人们‘做一个识礼的好人’；基督教叫人‘爱人’，孔子则叫人‘爱之以礼’。”他自然而然地联系到当时欧洲陷于“一战”炮火的残酷现实，指出这场战争的道德根源正在于不讲礼义而崇信强权。因此，他要把中国人礼义并重的良民宗教奉送给欧洲，以制止这场世界大战，“把欧洲文明从毁灭中拯救出来”，并为战后文明的重建提供一把“钥匙”。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去拯救西方文明，这正是《中国人的精神》一书所标举的“春秋大义”之所在。
历史的发展证明，辜鸿铭的“春秋大义”并没有产生“乱臣贼子惧”的实际效果，他对中国“良民宗教”的普世功用显然是过于自信了。不过，在“一战”前后的欧洲，特别是德国，由于人们身受战争苦难，对于自身文明的价值普遍感到失望乃至绝望，而对和平安宁的东方产生了某种朦胧的欣羡，辜鸿铭其人其书就成了他们心目中“希望的使者”。不仅大学里有人组织“辜鸿铭研究会”，成立“辜鸿铭俱乐部”，他的名字还广泛流传于普通民众之口。在这股“辜鸿铭热”的推动下，欧洲人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了解有所加深，辜鸿铭笔下遵奉良民宗教、社会有条不紊的中国与温文尔雅的中国男人、幽美贤淑的中国女人的形象也广为人们所熟知，乃至成为身陷战乱之中的欧洲人心向往之的一个乌托邦。真实与否姑且不论，辜鸿铭所阐发的“中国人的精神”和他以中救西的“春秋大义”，在中国人对外传播民族文化的历程中，无疑写下了独特而醒目的一笔。
三、人物轶事
一
20世纪初，辜鸿铭先生代表北洋政府出席华府会议。某次酒会上，一个浅薄的美国女士坐在辜鸿铭旁边。望着这个形容古怪的中国老头，她一时找不到话题。在上场时，终于忍不住，学着唐人街腔的破碎英语，一字一字地问道：“likesoup？”（喜欢这汤吗？）辜鸿铭礼貌地点头微笑。女士认为这个Chinaman连最浅的英语都听不懂，便不再答理他了。酒过三巡，辜鸿铭起立致词，操一口流利典雅的英语，全座为之赞叹不已。辜鸿铭坐下来，也学那女士的腔调，低声问那已经羞得满脸通红的女士道：“likespeech?”（喜欢我的演讲吗？）
二
辜鸿铭曾对学生说：“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便是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要去革命，到现在仍在革命。而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在保皇。”
有一年，袁世凯的部下张勋过生日，辜鸿铭送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残菊犹有傲霜枝。”事后，辜鸿铭故作神秘地问胡适，这副对联有什么含意。胡适笑答：“‘残菊犹有傲霜枝’，当然是指张大帅和您老的辫子了。但不知‘擎雨盖’是指什么？”辜鸿铭答：“‘擎雨盖’就是清朝的大帽子。”于是两人抚掌大笑。
三
辜鸿铭很主张男人要娶小老婆，认为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他说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一个茶壶肯定要配几个茶杯，总不能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
四
辜鸿铭很重视维护儒家学说的传统价值，年他在协助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备铸币厂时，有一天铸币厂的外国专家联合请辜鸿铭吃饭，大家对辜很尊重，推他坐首席。宴会上，有一个外国人问辜鸿铭：“你能否给我们讲讲贵国孔子之道有何好处？”，辜鸿铭立即说道：“刚才大家推我坐首席，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如果今天大家都象你们西方所提倡的竞争，大家抢坐首席，以优胜劣败为主，我看这顿饭大家都吃不成了，这就是孔学的好处！”
五
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六十岁生日，嘉兴才子沈曾植（进士出身，满腹经纶）前来祝寿，辜鸿铭高谈阔论中西学术制度，沈曾植却一言不答，辜鸿铭甚感奇怪，问他为何不发一言？沈曾植说：“你讲的话我都懂；你要听懂我讲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两年后，辜鸿铭听说沈曾植前来拜会张之洞，立即叫手下将张之洞的藏书搬到客厅，沈曾植问辜鸿铭：“搬书作什么？”辜鸿铭说：“请教沈公，哪一部书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书你懂，我不懂？”沈曾植大笑说：“今后，中国文化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六
辜鸿铭回国后，在两广总督署和湖广总督署的幕府当了二十年的幕僚，很受张之洞的器重。可是辜鸿铭却敢拿张之洞和端方这前后两任湖广总督开涮，他说:“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端方）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
七
清朝末年，辜鸿铭步入仕途，到外务部任职，官运还不错。由员外郎升郎中，再升左丞，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但好景不长，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宣统皇帝逊位，辜鸿铭的官也当不成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请他到北京大学讲授英国文学和拉丁文等课程。辜鸿铭对蔡元培是敬重的，在他眼里，当时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另一个就是他自己。所以，“五四运动”之时，蔡元培请辞校长，辜鸿铭也是积极挽留派，但他的理由却是：“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八
有一次，中日甲午战争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与张之洞有过接触。辜鸿铭作为幕僚送给伊藤一本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道辜鸿铭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竟一时语塞。
九
辜鸿铭和胡适可谓是最大的冤家对头了，辜鸿铭蔑视西学，而胡适却推崇西学。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也多次交锋。在剧中也有双方对孔教的争论。
胡适年刚被聘为北大教授时，作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做了一次演讲，用英文念了一句荷马的诗，结果下面也传来了一阵英文，意思是胡适先生的英语是英国下等人的发音，而嘲讽胡适的也就是辜鸿铭，这便是两人的第一次冲突。之后就是各种冲突不断。
十
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十一
说起辜鸿铭，留给国人印象最深的，大概要算那条拖在他脑后的长辫子了。这在北京，称得上出土文物式的一景。辜鸿铭的辫子，并不是仅仅为了复古而留。早在英国留学时，他已剪掉辫子，西装革履，一副洋派。后来人人谈论反清革命，他反而把满清人硬栽上的辫子重新留了起来。原因很可能是“立异以为高”。当然，也符合他复古派的身份。北大的学生嘲笑他，他反唇相讥：“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
四、人物评价
人民网《狂儒辜鸿铭》：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
张中行：我想，如果说这位怪人还有些贡献，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权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
《论语》英译本出版序言：辜先生不小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他不仅是忠实的翻译它，而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超越了中西方观念与思维方式的鸿沟。
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温源宁《一个有思想的俗人》：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逝世之后，恐怕有可能化为神话人物。其实，他那个人，跟目前你每天遇见的那许多人并非大不相同，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罢了。
吴宓（《大公报》）发表的悼文中说：除政治上最主要之一二领袖人物应作别论外，今日吾国人中，其姓名为欧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为欧美人士所常读者，盖无有如辜鸿铭氏。自诸多西人观之，辜氏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惟一有力之宣传员也。
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在清末民初一位以外国文字名满海内外，而又以怪诞见称的，那便是辜鸿铭先生了。
林语堂（《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
梁实秋（《辜鸿铭先生轶事》）：以茶壶譬丈夫，以茶杯譬妻子，故赞成多妻制，诚怪论也。
《清史稿》评：唐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五、史籍记载
《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列传二百七十三》
六、亲属成员
父亲：辜紫云
妻子：淑姑
妾：贞子
儿子：辜守庸
女儿：辜珍东、辜娜娃
七、人物纪念
（一）柏树胡同26号
柏树胡同属北京东城区东华门地区，是东四南大街路西从南往北数的第三条胡同，自东向西沟通东四南大街与王府井大街，长余米。明代，称“椿树胡同”，据说，因此地原有一棵大椿树而得名；年整顿地名时将北侧的马尾巴胡同并入，又因与西城区的椿树胡同重名而改称“柏树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瑞金路十五条”，后复称“柏树胡同”。
柏树胡同26号，旧时的门牌是椿树胡同30号。据房屋档案记载，该院在胡同西段南侧凹进去的小夹道内，占地面积为余平方米；街门面西，是一个随墙“小门楼”；院内的三间北房是起脊瓦房，一间南房是灰顶平台，建筑面积共计60平方米。20世纪80年代，柏树胡同26号与相邻的院落一起被征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馆。
当年，这个不起眼的小院却有一个雅号，曰“晋安寄庐”，顾名思义，“晋安寄庐”的主人自然是一位隐居在陋室中却以彰显道德为己任的君子。这位君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辜鸿铭，世人称其为“怪人”。
（二）东椿树胡同18号
北京东椿树胡同18号院是辜鸿铭故居。胡同中仅存的建筑大多是后来翻盖的，基本是简易的平房。东椿树胡同这处住宅，是辜鸿铭50岁来北京之后居住的地方，据说还是别人所赠。晚年的辜鸿铭在任北大教授期间，与民主风气背道而驰的作风使他在历史中留下了独特的一笔。
魏源
魏源（年4月23日—年3月26日），名远达，字默深、墨生、汉士，号良图，汉族，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司门前（原邵阳县金潭）人[1]。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道光二年（年）举人，道光二十五年（年）始成进士。官高邮知州，晚年弃官归隐，潜心佛学，法名承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的代表。
魏源认为论学应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变法主张，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开启了了解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这是中国思想从传统转向近代的重要标志。
一、人物生平
清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年4月23日），魏源生于湖南邵阳县金潭（今邵阳市隆回县司门前镇）。魏源七岁从塾师刘之纲、魏辅邦读经学史，常苦读至深夜。九岁赴县城应童子试，考官指着画有“太极图”的茶杯提出“杯中含太极”嘱对。魏源摸着怀中二麦饼对曰：“腹内孕乾坤。”
嘉庆十五年（年）庚午科取秀才。
嘉庆十六年（年）辛未岁试补廪膳生。
嘉庆十八年癸酉科选拔贡。嘉庆二十五年（年）全家迁居江苏扬州新城。
道光二年（年）壬午科中式举人第二名。道光五年（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辑《皇朝经世文编》卷；又助江苏巡抚陶澍办漕运、水利诸事。撰《筹漕篇》、《筹鹾篇》和《湖广水利论》等。
道光九年（年），应礼部会试，与龚自珍双双落第，房考刘逢禄作《两生行》哀之，从此龚魏齐名。魏捐内阁中书舍人候补，内阁藏书丰富，乃博览史馆秘阁官书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时社会动乱加剧，他目睹江华瑶民起义，深感清政权的腐败；道光二十年爆发了鸦片战争，外国侵略危机使他更加愤激，进一步激发了爱国热情。
道光十二年（年），魏源来到南京即相中地处城西清凉山下乌龙潭边，史称"诗巷"的龙蟠里东侧购地建3进草堂，初始魏源为爱屋起名“湖子草堂”后改名“小卷阿”。并在潭边浅水处建有“宛在亭”。魏源后半生，长年居住此处，其名著《海国图志》即在此处撰写完成。其间，他与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往来甚密。
道光二十一年（年），魏源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直接参与抗英战争，并在前线亲自审讯俘虏。后见清政府和战不定，投降派昏庸误国，愤而辞归，立志著述。
道光二十二年（年）完成了《圣武记》，叙述了清初到道光年间的军事历史及军事制度。在文中提出“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竞之谓贫；令不行于海外国非赢，令不行于境内之谓赢。故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官无不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的人才论观点。
道光二十四年（年）甲辰，魏源再次参加礼部会试，中进士，以知州用，分发江苏，任东台、兴化知县。期间改革盐政、筑堤治水。他依据林则徐所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州志》，参以历代史志、明以来《岛志》及当时夷图夷语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成为百卷本。囊括了世界地理、历史、政制、经济、宗教、历法、文化、物产。
咸丰元年（年），魏源授高邮州知州，公余整理著述，咸丰三年（）完成了《元史新编》。后以“迟误驿报”，“玩视军机”革职。旋复职，他以年逾六旬，遭遇坎坷，以世乱多故而辞去。晚年，潜心学佛，法名承贯，辑有《净土四经》。咸丰七年三月初一日（年3月26日），卒于杭州东园僧舍，终年63岁，葬杭州南屏山方家峪。
二、思想成就
（一）革新图强
魏源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史学家和坚决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学者。他积极要求清政府进行改革，强调：“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他着重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在鸦片战争前后提出了一些改革水利、漕运、盐政的方案和措施，要求革除弊端以有利于“国计民生”，认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这些主张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对于后来的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反对侵华
魏源坚决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华活动，提出了反侵略的主张与办法。他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有一定的认识，同林则徐“民心可用”的观点相一致，提出“义民可用”的主张。他从三元里和台湾等地人民抗英斗争中得到鼓舞。在三元里人民痛击英国侵略者之后，他满怀激情地以“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纵夷”的诗句，热情讴歌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愤怒声讨投降派为侵略军解围的可耻行经，并在《海国图志》中写道：“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围夷酋，斩夷师，歼夷兵，以欵开网之而逸，孰谓我兵陆战之不如夷者？”又说“广东之斩夷首，捐舰者皆义民”，“两禽夷舶于台湾，火攻夷船于南澳者亦义民”。他主张利用和依靠人民群众作为抵抗外来侵略的主要力量，与投降派“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
为了有效地进行抵抗，他反对“浪战”，而主张“以守为战”。他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一曰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主张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设阱以待虎，设以待鱼”，以歼灭来犯者。这种相信熟悉情况的当地人民群众，发挥他们的长处和抗敌的积极性来组织反侵略武装力量，并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切合于当时敌强我弱，敌寡我众的客观实际的，也是完全可行的。
（三）兴办实业
魏源同林则徐一样，是鸦片战争时期“睁眼看世界”，最有眼光的人物。他既坚决反抗侵略，又重视了解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作为对付侵略的重要方法。他在《海国图志》中很好贯彻并发挥了林则徐了解和学习西方的思想和做法，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正确口号，认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把学习西方的“长技”提高到关系国家民族安危的大事来认识，使之在当时社会上发生了振聋发聩的重大影响，针对当时封建顽固派把西方先进的工艺技术一概目之为“奇技淫巧”的无知，他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必须认真加以学习，而不能盲目自大，自甘落后，为此，他提出一套具体方案，不但包括了官办军事工业，改进军队武器装备的内容，而且提出了兴办民用工业，允许商民自由兴办工业的主张。其中包含了例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凤锯、水锯、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金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主张以后“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他还倡议“立译馆翻夷书”，并“于闽粤二省武试，增设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以奖励科学发明。他认为这样做，即可以“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逐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从而达到“制夷”之目的。他满怀着民族自豪感，对中华民族的智慧才能充满信心，认为“中国智慧无所不有”，中国“人材非不足”，“材料非不足”，中国有着丰富的矿藏和资源，具有自己的有利条件。他相信中国人民有能力掌握西方的新式生产技术，可以逐步做到“不必仰赖于外夷”，指出只要经过努力，若干年后，必然“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中国一定能富强起来，赶上并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四）推崇民主
魏源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而且也很推崇和歆慕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他称誉瑞士“不设君位，不立王侯”，“推择乡官理事”，是“西方桃花源”。又说“墨利加北洲（指美国）之以部落代君长，可垂奕世而无弊”。在封建专制制度长期统治下的当时中国，敢这样赞美没有君主和皇帝的政治制度，不能不说是很有胆识的见解。
（五）赋税思想
在赋税问题上，魏源主张培植和保护税源，指出“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而培其本根”。他指责苛重税敛，“不善赋民者，譬则剪韭乎，日剪一畦，不罄不止”，认为重税破坏了纳税人的财产，也就破坏了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彼贪人为政也，专脧富民；富民渐罄，复脧中户；中户复然，遂致邑井成墟”，“有因何不种稻稷？秋收不给两忙税，洋银价高漕斛大，纳过官粮余秸秷。”魏源主张国家利用赋税手段保护工商业的发展，认为“士无富民则国贫，士无中户则国危，至下户流亡而国非其国矣”。他所强调的富民主要是指工商业者。提出这一思想。有助于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魏源还对生产经营成本高低的原因及其对财政税收的影响作了一定的分析，例如他认为淮盐成本之高是由于细商所支付的浮费和勒索太多。如果废除细商专卖制度允许散商凭票运销，即可大大降低成本从而降低价格，这样既可促进食盐销售，抵制走私，又可增加国家的盐税收入。魏源的这一观点在中国19世纪以前的经济思想中是极为罕见的。
三、人物评价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巨大影响，认为它是“不龟手之药”。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①《海国图志》之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中国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②此二书（《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在今日诚为刍狗，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③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
宋恕（启蒙思想家）：近人撰外史，如《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四裔年表》等书，题名皆陋。将以尊内，适使外人笑我学者为井蛙，反辱国矣。
《魏源传》（夏剑钦）：综观魏源一生，他从理学家转而为汉学家，从幕友转而为亲民官，从解经笺诗的通儒转而为关心水利盐漕的实干家，从忧时忧民的学者转而为放眼世界的先驱，都充分显示他是一名真挚的爱国者。他因受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时时以湔洗国耻为念，提出“后王师前王”、“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
四、人物轶事
（一）求学
嘉庆十二年，少年魏源离开了苦读多年的家塾，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来到了邵阳县城爱莲书院求学。
相传著名文学家周敦颐即在此种莲，他的传世名篇《爱莲说》就在此完成。其中名句“莲，花之君子者也”，即为爱莲书院起名之滥觞。爱莲书院的读书生活给魏源留下绮丽的回忆，他在《答友人书院读书之邀》一诗中吟道：“池莲应入梦，门柳正扶春。”
“岁时，参加县考，”前三名魏源、何上咸、石昌化，联名如贯珠。而何最少，世称“三神童”。县试之后，补县学弟子员。参加府试，考取案首。此时的湖南学政是李宗瀚，乾隆五十八年进士。他是藏书家、金石家和书法家。这位博学多才的学政看中了年轻有为的魏源，对魏源爱护有加。三年县学使魏源知识面拓宽，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开馆授徒
嘉庆十五年（年），魏源回到故乡，开馆授徒。因为他课教得好，“名闻益广，学徒踵至”。“腹内孕乾坤”的魏源并不满足乡间塾师的平静生活，他于嘉庆十八年（拔贡是科举制度中贡入国子监生员的一种。清代规定，到一定年限，由各省学政在生员中考试选拔优秀生员，保送入京，作为拔贡。每府学各名，县州学年）来到省城长沙，进著名学府岳麓书院学习，准备参加选拔贡生的考名。经过朝考合格，可以充当京官，知县或教职。
魏源在岳麓书院的时间不长，但在学习期间，结识了一批良师益友，如汤金钊，袁名曜，李克钿，何庆元等。这些名士对他一生的事业和成就都起过重大的作用。
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汤金钊。汤金钊在主持湖南拔贡期间，办事认真，正直无私，录士极严。他在视察岳麓书院时，对岳麓书院办学方针及教学方法进行充分调查，对其严格办学十分满意。
（三）名师好友
在学生中，他尤其喜爱才具独特的魏源。魏源同汤金钊前辈有过较频繁的交往，从汤身上学到不少知识。汤金钊与湖南巡抚广厚主持湖南拔贡。这次共选拔人，魏源亦名列其间。
魏源到北京后，本应及时多天不露面。汤金钊去拜见选取他的老师。但是，不善钻营且只知苦读的魏源，却一头扎进古书堆中，感到奇怪，以为他病了，便亲自去拜访。汤金钊礼贤下士，爱才若渴，跃然纸上。从中也可见，此对忘年交情谊之笃。
袁名曜，湖南宁乡人。他是魏源就读岳麓书院时的山长。他治学严谨，办学认真，为文高远，谈锋甚健。据《宁乡县志》载：“其为文意格高浑，不落恒蹊，穿穴经史，自达其所见。”“足迹遍天下，尤留心舆图厄塞，河渠险隘，古今沿革。”这位山长对青年魏源有较大影响。
李克钿，字冠湖，湖南桂东人；何庆元，字积之，湖南桂阳人。是魏源在岳麓书院时的同窗好友，都是得益于湖湘学派而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和魏源是同科拔贡，成为学术思想上的知交。
（四）岳麓书院读书
岳麓书院的读书生活对魏源一生影响至大。在以后长期的幕僚生活和著述工作中，魏源同也是岳麓书院毕业的著名人物贺长龄、陶澍有了超乎常人之间的交往和情谊。在岳麓书院读书之余，漫步爱晚亭，留连岳麓山，曾赋诗抒情：“日尽月野白，余晖在山顶。流水如有情，徊上襟领。野服欺松风，幽寻自人境。是时月未上，万象互光景。危云天际峰，斜霓天南影。天高人独立，溪急野逾静。冰鳞空水明，归翼凉烟引。咏归谢童冠，意行无远近。”
魏源自注作《晚步寻爱晚亭至岳麓寺》（《魏源集》），这首诗是魏源在岳麓书院读书时，游爱晚亭，览岳麓寺，有感而发。他一心攻读，积极储备，但读书时的心境是恬淡平静的。岳麓书院的短促的岁月给魏源的一生打上了深刻的印痕，使他终生难以忘怀。可以说，这就是魏源的岳麓书院情结。
五、个人著作
（一）著述
魏源学识渊博，著作很多，主要有《书古微》《诗古微》《默觚》《老子本义》、《圣武记》《元史新编》和《海国图志》等。其它著述还有：《古微堂诗文集》、《公羊古微》《曾子发微》《子思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大学古本发微》《两汉古文家法考》《论学文选》、《明代兵食二政录》《春秋繁露注》《墨子注》《孙子集注》等若干卷。作品结集为《魏源全集》。
1、《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是魏源受林则徐嘱托而编著的一部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综合性图书。它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不足九万字的《四洲志》为基础，将当时搜集到的其他文献书刊资料和魏源自撰的很多篇论文进行扩编，初刻于道光二十二年，为五十卷。道光二十七年增补刊刻为六十卷。随后，又辑录徐继畲在道光二十八年所成的《瀛环志略》及其他资料，补成一百卷，于咸丰二年刊行于世。
2、《圣武记》
《圣武记》书中谈到18世纪西北地区穆斯林的反清起义问题。共14卷，前10卷以纪事本末体记述清王朝建立至道光年间的军事历史,后4卷《武功余记》为作者对有关军事问题的论述。
（二）诗作
《晓窗》《湘江舟行》《三湘棹歌》《寰海十章》
六、史籍记载
赵尔巽《清史稿》三十二卷
七、后世纪念
（一）湖南隆回故居
魏源故里，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司门前镇。故里现存有故居，为清乾隆初年修造，占地面积平方米，建筑面积平方米，为典型的清代湘西南木瓦结构民居，上世纪90年代经过两次维修，恢复了原貌，现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居座西向东，两正两横，独立于绿色田园中间，前临一片平坦的千顷稻浪，院后缓缓流过一湾金水，左临象山，右对狮岭。
魏源故居系魏源的祖父孝立公遗留下的产业。相传魏氏九世祖元瑛公至魏源祖父孝立公居所称“垭塘湾公馆”，民国初年改建为宗祠，孝立公另给十个儿子建了十座大体一致的宅院。魏源的父亲魏邦鲁，字春煦，排行老五，魏源故居就是他及家人所分住的的其中一座。魏源在这里诞生并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至他27岁那年（年）全家迁往江苏定居才很少回家。年土地改革时，这所房子被分给魏源之房族后裔魏华柏等几户贫下中农居住。年，隆回县人民政府安排专项资金，将故居内住户全部迁出，收归国有，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年、0年和6年国家文物局先后三次拨款进行了维修。
（二）江苏南京小卷阿故居
道光十二年（年），魏源来到南京，即相中地处城西清凉山下乌龙潭边，史称“诗巷”的龙蟠里东侧（今20号）购地造屋。初始魏源为爱屋起名“湖子草堂”后改名“小卷阿”。“卷阿”乃《诗经·大雅》中的篇名。卷者曲也，阿者大山丘也，其远大志向寓于宅名之中，是精神寄托，还是锋芒毕露，不得而知，但他的故居在历经余年风风雨雨的今天，仍有两间保存完好。他亲笔题写的宅门横额——小卷阿三个大字至今依稀可辨。在此魏源完成了《海国图志》，魏源故居已由南京市人民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广州城战役
广州城战役（年12月28日－12月29日，或年1月1日），是英法联军入侵广州的战役。当时英国以南京条约到期为由，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但不被接受。英法利用亚罗号事件和西林教案武力攻占广州。
广州城战役，两广总督叶名琛误信英国一连串的行动只是求和，而且上奏北京的文书称大败英军，所以清朝中央不知道广州已经开战，直到广州陷落才开始备战，在两广总督以不战、不和、不守的态度下，各炮台撤防被联军夺占，战事只持续数天广州便陷落。
一、战役由来
年，清朝于鸦片战争中战败后，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和《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确定五口通商的原则和具体事宜。年清政府设立五口通商大臣，驻广州，由两广总督加钦差大臣头衔兼任，由于当时清朝认定与外国（当时被清朝称为蛮夷）之关系仅限于五口通商，因此五口通商大臣除掌管通商事务外，也负责对英法美等国的外交事务。
年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训令新任英国公使宝宁（JohnBowring），以南京条约到期为由要求修约，即修正年的中英南京条约和年中英虎门条约，并知会美、法、俄希望共同要求修约。
年4月25日，宝宁向两广总督叶名琛发出照会，正式提出修约。但叶名琛兼任五口通商大臣后，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既不害怕外国公使的外交威吓，又力避发生冲突，于是，拒绝提出的所有要求。包括推托避见西方外交官、送来的文书最快答复一律拒绝，也拒绝宝宁提出的各种具体要求，由于英军曾在年4月2日派军舰威吓，致使两广总督耆英屈服，答应两年后进入广州城的要求。
年随着下任总督徐广缙的到任，叶名琛也擢升巡抚，两人决意抵制英国人入城。于是在年4月6日，在广州集结大量官军和练勇，一时情况紧张，但英国人为避免战祸，暂时搁置了入城要求，反英入城运动获得成功。也因此清廷奖赏，年2月叶被钦定为仁阁大学士，续留广东，英国公使包令最终提出入广州督府商谈，叶名琛察觉英人入城之目的，便要求在城外的仁信栈房会面，但不获接受。
年10月8日，一艘亚罗号的船只被广东水师查获，船上水手全被逮捕。英国广州领事巴夏礼声称英国旗被撕毁，有辱大英帝国之尊严，要求清朝政府放人、赔偿和道歉。叶名琛虽允诺放人但不道歉。10月10日答应先放9人，巴夏礼不收。双方的争执很快转向其他问题上。16日英国公使包令来函表示，如不满足和约要求，将要兴兵。10月21日，巴夏礼限24小时内同意要求，叶名琛答应放出全部水手，但拒绝为扯下英国旗道歉。
二、英军进攻
年10月23日，3艘英舰驶过虎门攻占广东东郊的猎德炮台。叶名琛下令广东水师后撤，亦不准开炮还击。
24日广东南郊凤凰岗炮台失陷，25日英军连连攻陷海珠炮台以及商馆一带，直逼广州城下，叶名琛中断贸易，调集乡勇团练制造声势。27日英军司令西摩尔照会，要求同意英人自由入城，叶不答。英军便每五到七分钟炮轰一次广州官署，官署士兵逃走。但叶名琛依旧镇静坐着，当日公告广州军民：“杀一英人，赏银三十元”。
英军未达目的，于28日炮轰广州城南之墙。29日下午，英军约人攻入广州城搜索叶名琛，冲入两广总督官署。但当日叶名琛已经暂避旧城巡抚衙门，未能捉住。香港英军因兵力不足撤退，但持续炮轰广州。英国公使宝宁再度提出入广州城和总督商谈，叶名琛拒绝。躲入巡抚衙门的叶名琛不断贴出更重的赏格，号召市民乡勇“杀夷夺船”。
英国邮轮“提斯特尔”号两次被中国小船所围，船员被杀十余名。12月广州市民四处烧洋行，广州十三行付之一炬，英军也焚毁了数百家店铺民房。12月14日广州开战将近两个月后，咸丰帝才收到叶名琛的奏折，其中声称清军两次大败英军，击毙击伤四百余。
三、二度入侵
事件传到伦敦，英国政府一时陷入争论。德比伯爵在上议院提出了谴责政府在华使用武力的提案，经过激烈辩论后，以：遭到否决。理查德·考伯登在下议院再提相同议案，结果以：获得通过。英相巴麦尊不久解散下议院重新大选，结果巴麦尊的自由派胜出，对华出兵成为既定政策。
年3月20日，英国政府任命额尔金（LordElgin）为全权大使，刚好此时法国神父马赖非法闯入广西西林县传教被杀。法国驻华公使多次要求道歉赔偿，也被拒绝。使法方迅速和英国结盟。年4月，法国政府任命葛罗（Gros）特使。美国政府因国内黑奴问题对立暂无对华打算，另派威廉驻华公使与英法一致行动，同时间俄方也加入。形成了四国的联合阵线。
年10月中旬英方代表和海军将领商讨，决定从中国华南攻打，北上展开外交攻势。俄使认为攻下广州清朝也不会屈服，唯有直攻天津、北京。但英法联军为使叶名琛就范，坚持攻打广州。额尔金、西摩尔上将和范斯特劳本茨（CharlesvanStraubenzee）事先商讨，两将肯定能拿下广州。11月，英国政府控制了印度混乱的局势，得以派兵中国。联军集结英舰43艘和约一万人的海陆军，法舰10艘。
年12月10日，得知广州已被封锁，叶名琛在城内公告要求市民躲藏，同时法方要求为马赖神父赔偿，得不到有效的答复，额尔金也同样。12月12日，联军发出最后一通照会，附带要求三项：允许进入广州城；赔偿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的一切的损失；清朝政府派代表与英、法进行修约谈判。照会言明须在10天之内答应前两项，否则将要武力进攻广州。叶明琛还是认为英国技穷意在求和，12月14日，照会额尔金和葛罗断然拒绝。过了12天，英法来函通知已把事务移交军方，英海陆军总司令再函限广州清军两日之内退出90里外，叶再拒。2天又过，不见英法任何行动。12月27日，叶名琛上奏多字予咸丰帝：英夷现已求和，计日准可通商...乘此罪恶盈贯之际，适遇技穷力竭之余...一律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
把节节失利的战事说成英人无计可施，只为通商求和。就在两广总督的隐瞒下，咸丰帝信以为真，下谕：叶名琛既窥破底蕴，该夷伎俩已穷，俟续有照会，大局既可粗定。务将进城、赔货及更换条约各节，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12月28日清晨时分，英法联军开始进攻。一支多人联军部队（法军约人）连同20艘军舰迅速登陆逼近城下。联军密集的炮轰两广总督官府，清军士兵逃窜一空，叶名琛仍坐在衙府批阅文件。
四、广州陷落
29日，就在两天的炮击下，广州官听被炸毁，上午时分城墙被攻破。下午2点战斗终止，联军以阵亡15人的代价宣告广州沦陷。这时逃难市民塞满了城内街道，叶不逃亡续留城中。对属下的和谈建议坚持不许英国人入城，只同意赏银子。年1月5日，占领广州数天后，联军逐一搜查各个衙门。叶名琛尚在左副都统署的第五院，当联军还搜查第一院时，家丁劝叶名琛逃亡，不肯。因此被联军发现擒获，叶名琛被俘，押至英舰送往印度加尔各答，不久死去。战后联军搜出了一批档案和价值皮阿斯特的珍宝。
1月7日，广州将军穆克德纳和广东等高级官员联名向清帝上奏，报告广州失陷的消息，咸丰帝看到消息在奏折上批阅：览奏实深诧异。
五、战争影响
刚占领广州的联军商讨著如何进行下一步。为了恢复广州的秩序和民众骚扰，英法总局成立。1月9日，羁留观音山上的柏贵，被带回担任巡抚，名义上复职与英法总局共同治理广州，但没有实权。也是西方殖民者第一个在中国的魁儡政权。一切事务由总局委员和驻广州领事巴夏礼控制。
法国代表则认为发生在广州的事件应与北京分开，年2月4日，联军自行解除广州封锁，重开贸易。四国代表约定3月底齐聚上海，期间送达清朝的信函明确提到战争赔偿和马赖家属的公函，也提及：外国政府有权在北京派代表开放通商口岸，修改关税，信仰自由，清朝政府意会战争已开，叶名琛被撤职由黄宗汉接替。咸丰帝下旨督办民团反攻英军，随着奏折团练数目的增加，进攻广州始终未发生。广州一直由联军控制，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广州陷落的消息不久传到上海，两江总督何桂清为免去战祸，私自向英法领事谈判，提出上海地区照常贸易，上奏清朝获准。
4月1日，未见答复，联军北上天津直隶湾部属作战海军。不久进攻大沽口的战事爆发。联军与清军在广州西门的遭遇战。
马神甫事件
马神甫事件又称“西林教案”，是法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之一。
年（清咸丰三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潜入我国广西西林县，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
年（清咸丰六年），西林知县张鸣凤根据村民控呈，调查据实后，将马赖及不法教徒共26人逮捕归案，依法判处马赖及不法教徒2人死刑，其余分别论罪处罚。
法国政府以此为借口挑起侵华战争，于年联合英国出兵侵华。
一、背景
年，英国串通法国、美国凭借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有“恐不无稍有不变更之处，应俟12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的说法，以利益“一体均沾”为借口，要求清政府修改《南京条约》，法、美亦趁机提出修改《黄埔条约》、《望厦条约》的要求，遭到清政府拒绝。
当时因英、法正陷于同俄国争夺黑海出海口的克里米亚战争，无暇以武力东顾中国，美国因兵力有限，也无法对华单独一战，三国权作暂时容忍。
年，《望厦条约》届满12年，美国再次提出修约要求。此时，克里米亚战争已以英、法的获胜而告结束。当美国新任驻华公使伯驾提出的修约要求再次遭到清政府的拒绝时，英、法就毫不犹豫地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发动了新的侵华战争。
二、经过
《中法黄埔条约》允许法国在我国通商口岸设立天主教学。
法国为了进一步取得内地传教的合法地位，实现其利用宗教进行侵略活动的野心，纵令教士私入内地传教。
年，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从广州潜入广西西林县，勾结官府，包庇教徒马子农、林八等抢掳奸淫激起民愤。
年，清政府将马赖及不法教徒共26人逮捕归案，依法处决。
法国政府以此为借口，提出“为保护天主教而战”口号，于年联合英国共同出兵侵华，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年10月，额尔金和葛罗先后率领舰队到达香港。
年12月，英法联军余人（其中法军0余人）在珠江口集结，美，俄两国也派专使到达香港，与英法合谋侵华。
年12月28日，英法联军炮击广州城，29日失守，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此后，英法联军一直打到天津和北京等地。
三、后果
英法联军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四、遗址
西林教案遗址现位于现田林县定安镇。
现已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亚罗号事件
年10月8日，广东水师逮捕窝藏在中国商船“亚罗”号上的2名中国海盗和10名有嫌疑的中国水手。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借口该船曾在香港注册，硬说其为英国船，无理要求两广总督叶名琛立即释放被捕人犯，向英道歉。
而实际情况是：执照于年9月27日已期满失效，该船被捕获前，已有6天没有挂英国旗了。“亚罗号事件”成为了英国政府蓄意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
叶名琛
叶名琛（年—年），字昆臣，自号海上苏武，湖北汉阳（今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清朝末期南疆重臣、名臣，官至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体仁阁大学士，一等男爵。
叶名琛为清道光十五年（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任山西雁平道、江西盐道、云南按察使，湖南、甘肃、广东布政使。道光二十八年（年），擢升广东巡抚。咸丰元年（年），歼灭罗镜会匪吴三，加封太子少保。年10月8日，“亚罗号”事件爆发，叶名琛采取强硬政策拒不接受英国侵略者的无理要求，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叶名琛守城不敌兵败被俘。咸丰九年（年），于印度加尔各答绝食而终，享年52岁。
叶名琛身负清廷外交通商重任，力战英国侵略军，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重要人物之一，为广东的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早年经历
清嘉庆十二年（年），叶名琛生于湖北汉阳（今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出身书香门第。
道光三年（年），叶名琛列名乡试副榜。
道光十五年（年），叶名琛考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
道光十八年（年），京察一等，叶名琛升任陕西省兴安府（今陕西省安康市）知府。
道光十九年（年），叶名琛升任山西雁平道。
二、平步青云
道光二十年（年），叶名琛调任江西盐法道。
道光二十二年（年）初，叶名琛升任云南按察使。同年末，因叶名琛在江西水灾中捐资救民有功，擢升为湖南布政使。
道光二十三年（年），叶名琛调任甘肃布政使。
道光二十六年（年），丁忧期满，叶名琛补任广东布政使。
道光二十八年（年），擢升为广东巡抚。
道光二十九年（年），英国人提出两年前想入广州城的旧约，叶名琛和总督徐广缙坚持不答应，联合民团，严加戒备，中国商人以停止贸易来制衡，英国人只得再三商议，论功，加封叶名琛为一等男爵，赐花翎。
道光三十年（年），叶名琛平定英德县土匪叛乱，被从优叙功。
咸丰元年，叶名琛歼灭罗镜会匪吴三，加封太子少保。
咸丰二年（年），徐广缙前往广西督师，命叶名琛接办罗镜剿捕事宜，出驻高州。同年秋，罗镜匪首凌十八被歼灭，加封叶名琛总督衔，署总督，赴南、韶一带督剿起义，不久因战功卓著升任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
三、战败被俘
咸丰四年（年），广州众匪侵扰到省城，叶名琛派遣将领分路进剿，连战连捷，先后收复被起义军占领的佛山、龙门、从化、东莞、阳山、河源、增城、封川，韶州的海丰、开建，潮州的恩惠来，肇庆府、德庆府等城，邻省军务进展迅速，粮食器械多依赖广东接济，名琛筹供无缺，获得时人赞誉。
咸丰五年（年），授叶名琛协办大学士。
咸丰六年（年），授叶名琛体仁阁大学士，仍留总督任。
会匪之逼广州，或议借外国兵御贼者，斥之退。匪既平，按察使沈棣辉功最多，列上官绅兵练出力者请奖，格不奏，兵练皆解体。又严治通匪馀党，或藉捕匪仇杀，从贼逃不敢归，其黠者投香港，劝英人攻广州。会水师千总巡河，遇划艇张英国旗，搜获十三人，拔其旗。英领事巴夏礼索之不得，贻书名琛责问，谓捕匪当移取，不当擅执，毁旗尤非礼。名琛令送十三人於领事，不受，必欲并索千总，遂置之。未几，遣通事来告：“越日日中不如约，即攻城。”至期，英兵果夺猎德、中流炮台。名琛曰：“彼当自走。”令水师勿与战，於是凤皇山、海珠诸炮台皆被踞，发炮击省城，十月朔，毁城，既入复出。遣广州知府往诘用兵之故，英人曰：“两国官不晤，情不亲。误听传言，屡乖和好。请入城面议。”名琛勿许。请於城外会议，亦不许。兵练数万来援，怵敌火器，不能力战。民愤甚，焚英、法、美三国居室，凡昔十三行皆烬。英兵亦焚民居数千家，退泊大黄口，各报其国。
英遣额罗金来粤，聚兵澳门、香港，贻书索偿款。名琛以其言狂悖，不答。法、美两国领事亦索赔偿，且告英兵已决计攻城，原居间排解。名琛虑其合以胁我，亦不听；且不设备。七年，英兵攻东莞，总兵董开庆与战，军溃。额罗金遣艇递照会，名琛答以通商而外，概不能从。累疏言：“英国主厌兵，粤事皆额罗金等所为。臣始终坚持，彼穷当自伏。”密诏戒勿轻视，犹信其事有把握，仍褒勉之。九月，英兵骤至，法、美兵皆从。将军司道商战守，名琛惟恃通事张云同为内应，待敌穷蹙。民间见其夷然不惊，事皆秘不宣示，转疑其阳拒阴抚，人心益涣。十一月，敌张榜城外，限二十四时破城，劝商民迁避。炮击总督署，延烧市廛，城遂陷。巡抚柏贵檄绅士伍崇曜等议和，名琛犹持不许入城之议，夜避左都统署，英人大索得之，舁登舟。将军、巡抚以闻，诏斥名琛刚愎自用，办理乖谬，褫其职，英人遂踞省城，禁巡抚等官不得出，责以安民。民各集团练，设总局於佛山，相持数年。各国联师赴天津，事乃益棘矣。
四、客死他乡
名琛既被虏，英人挟至印度孟加拉，居之镇海楼上。犹时作书画，自署曰“海上苏武”，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九年，卒，乃归其尸。
叶名琛在印度一年多的日子里，常常通过翻译从印度报纸中获取有关中英战争的信息。每当有不利于清朝的战况时，击节叹息；若有中国获胜的信息，则喜形于色。在食完从家中携带的食物之后，于年因不吃异乡粟米绝食而亡。英方在叶名琛的木棺外裹以铁皮之后，将之运回广东。
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在总督府发现《中英南京条约》
年底，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在两广总督府发现了《中英南京条约》等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批准文本，这些应该由中央朝廷保管的重要文件却在地方官府发现。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传统夷夏观念根深蒂固。
《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等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批准文本，应该由中央朝廷保管的重要文件却在地方官府发现，实际上反映传统夷夏观念根深蒂固。
夷夏观念，夷，原指中国周边少数民族国家，后泛指外国；这有尊中国贬外国之意，古代国人自认为居龟背中心，其他国家称狄蛮夷居龟壳边缘的荒蛮之地，理论依据是五行学说的中央戊己土．夏，华夏，指中国．是汉武帝建立汉文化圈后，也就是其他民族都向汉族学习，（包括朝鲜，日本，东南亚各国，明灭亡后崇祯这个年号在朝鲜还用了好几百年，可见受华夏文化的影响多大），所以产生了优越感，以天朝自居，比较歧视其他民族，就是夷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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